▌蔡辉
“帅家默是学霸书呆子，不是精神病傻子，张若昀这次有些用力过猛了。”
“普通轻喜剧，跟原著没什么关系。也是，按照读者想象中的历史风云纪实来拍的话，对整个剧组都太为难了。有点失望”……
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口碑不错，但也有一些批评之声，集中在：
帅家默的形象有些夸张。
与原著关联不大。
反思力度弱化。
显微镜没了，“大明”模糊了……
艺术创作应多元化，各有见解是常态。原著《显微镜下的大明》是历史随笔集，共6个故事，丝绢案是其中的《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详述明代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徽州府因人丁丝绢争议，引发的官民冲突。该案呈现出传统治理与近代转型之间的冲突，引人深思。
可能是为了易读，原著已加入许多娱乐元素，比如称事件的核心人物帅嘉谟为“学霸”，到电视剧中，改名帅家默，进一步搬演成“算呆子”，并加入桑丘式人物丰宝玉、负面人物程仁清等，导致整个故事被各种刻板印象包围，从民间社会，到士林风气，到家庭生活，到官府规则，到人情交往等，无一不入俗套。“显微镜”只盯典章制度，无视真实生态，已失思辨意味与空间。
从演职员表看，原著作者也是电视剧的主要编剧，这可能说明了，讲故事与有想法是两回事，只有想法，不会讲故事，或只会讲娱乐故事，“原汤化原食”也可能走味。
丝绢案是咋回事
明隆庆四年（1570年），新安卫人帅嘉谟就人丁丝绢，向徽州府提出申诉。
明代行政与军事二元管理，百姓由县管理，军户由卫所管理。明代军户负担重，社会地位低，子弟以脱籍为荣。明代阁臣中，李东阳、万安、刘吉、高拱、张居正、叶向高等，均出自军户。
新安卫在徽州府歙县，但与地方无涉。帅嘉谟翻阅官府账册，发现徽州府每年缴纳税粮中，有一笔人丁丝绢，多达8780匹，由歙县独自承担，其他五县均无。
人丁丝绢属丁税（即人口税），征于县，《大明会典》中必言明是哪县，征于府，例由各县均摊。在《大明会典》中，人丁丝绢列在徽州府名下，理应六县均摊。
为何变成歙县独担？
帅嘉谟发现，这笔税最早从徽州府派到歙县时，名为“夏税丝”，收上去后，竟以人丁丝绢名义入账。歙县以为交的是“夏税丝”，其实无此税，徽州府用它抵了人丁丝绢。显然，徽州府书吏曾篡改名目，而书吏均来自另五县，歙县白交了百余年冤枉税。
另五县立刻反击，称《大明会典》不记细节，应以黄册为准（但黄册中无相关记录）。
一番诉讼，帅嘉谟自称遇刺，逃至他乡。6年后，徽州府旧事重提，背后是户部尚书殷正茂以此为突破口，推进“一条鞭法”，即统一杂税，只与占有土地量联系，富者多交，穷者少交，实现“赋役均平”。法律天平倒向帅嘉谟。
殷正茂是歙县人，他的干预引起五县暴怒，士民“一时愤激，簇拥县衙，连名具告，乞求申达”，以致“众情汹汹，奔走呼叫，自暮达旦”。
因“多事”成了替罪羊
为平息民变，徽州府反复腾挪，取消了歙县一直缴纳的“协济金衢道兵饷银”，另五县未加税，歙县负担得减。可“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该不该交，当年为何加给歙县，就没人过问了。
挑动民变的程任卿和原告帅嘉谟成了替罪羊，后者罪名是“将不干己事情，捏造写词，声言奏告，恐吓得财，计赃满贯”，被“杖一百，流三千里，遣边戍军”。《歙县志》却称赞他：“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壮夫侠士。”
丝绢案暴露了明朝的困境：
首先，徽州是靠行政手段形成的府，六县表面是同乡，靠“东南邹鲁”（孟子生于邹，孔子生于鲁，邹鲁是文教兴盛地的代称，朱熹是徽州人，故有此称）神话，勉强维持脆弱的认同感，但这种“以刑辅德”的粗放治理方式，一有利益纷争，因无解决方案，矛盾立刻激化，很难有所变革。
其次，用德治代替法治，只论义务，不论权利，争议动辄升至道德层面，永难达成共识。
其三，诸多利益方无代言人，乡儒得以挑动舆情，协商机制失灵。
其四，各利益方暗中博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杂税”的产生机制。“一条鞭法”治标不治本，只是扩大税基，把问题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