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新研究发现，上网越久人们越不想生孩子。那么，互联网究竟是怎样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的?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9.5个小时，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6%。
近期，有研究指出，不断扩展的互联网应用可能带来生育水平下降的问题，这为理解我国低生育率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今年5月，北大核心期刊《人口研究》同期刊发了两篇有关互联网与生育意愿关系的研究文章，题目分别为《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上网为什么会影响个人生育意愿?》。前文作者为邱磊菊、冯宜强、史宇鹏、孙宝文，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信息学院、经济学院。后文作者为陈卫民、万佳乐、李超伟，来自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这两份研究都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上网会降低居民的生育意愿。如，《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分析表明：上网时间每增加1%，个体的生育意愿降低1.69%。
那么，上网究竟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
增加生育焦虑;改变生育观念;刺激消费，挤压生育养育预算;网络社交和娱乐部分替代生儿育女的效用满足……这些影响机制被一一揭示。
上网的人比不上网的人生育意愿降低约10.5%
《互联网使用会影响居民生育意愿吗?》一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及相匹配的城市统计数据，实证分析了互联网使用对居民生育意愿的影响。
该文使用的微观个体数据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公布的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2018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8)。根据女性生育年龄的合理性，研究剔除了小于20岁与大于45岁的女性样本，由于男性的生育年龄可以延续至更大岁数，研究保留全部男性样本，成人问卷数据匹配家庭与少儿问卷后得到样本量为10342个。
该研究使用“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两个指标刻画被解释变量，该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同时，研究纳入了一系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研究使用Poisson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研究显示，控制了影响生育意愿的其他因素和内生性问题后，分析结果表明，使用互联网的居民比不使用者的生育意愿降低了约10.5%。
同时，考虑到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该研究将互联网使用与一系列虚拟变量(学历、收入、经济水平等)的交互项放入回归，研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居住在经济发达城市、低学历、低收入的互联网使用者生育意愿降幅更加明显。
对此，研究者分析道，造成以上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发达城市的互联网使用人群更容易接受新兴观念冲击，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因自身认知水平限制更有可能受到互联网上非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改变自己的生育观念。
此外，研究还利用2015年10月出台的全面两孩政策这个外生冲击构成的准自然实验来检验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将2014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匹配成面板数据，将2014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前”，2018年视为“政策实施之后”。其中，2014年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实验组，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为控制组，利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对因变量生育意愿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全面两孩政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但使用互联网的个体比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受全面两孩政策的影响较小，即互联网使用削弱了全面两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提升作用。
研究进一步探究了互联网使用与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匹配2016年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的样本构建面板数据，使用2016年“个体互联网使用情况”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生育行为”进行回归。